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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科学家的家园情怀与坚守——对话张政权先生
引言
初见张政权先生，他身着整洁的深色衬衫，言谈间条理清晰、语调温和，举手投足间尽显高级知识分子的儒雅风范。这位曾远赴日本深造的高级工程师，始终怀揣着对故土的眷恋与实业报国的赤诚，早年便带着海外习得的先进技术与前沿理念回到上海。作为桥梁与防腐领域的资深专家，他不仅为上海的城市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更以扎实的技术成果推动着行业发展——从参与上海地铁二号线、长江引水工程、上海金茂大厦等重大市政项目建设，到研发长效环保型防水涂料解决工程关键技术难题，再到斩获上海市科学成果证书、上海市建设科技成果推广证书及南汇区科学技术成果三等奖，他的每一步都与上海的现代化进程紧密相连，是名副其实的“城市建设参与者”与“技术推动者”。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为城市发展作出实际贡献的科学家，却在近十年间，因一处承载着家族记忆的老宅拆迁问题，被迫走上了漫长的维权之路。我们与张政权先生面对面，在平静的对话中，聆听他的家园情怀、科研坚守，以及这段维权经历背后的思考。
对话实录
问：张先生，您早年放弃海外发展机会回国，当时心中最坚定的想法是什么？
张政权：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在日本留学期间，看着国外先进的工程技术和城市建设水平，心里总想着“什么时候能把这些技术用在家乡的土地上”。那时候上海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地铁、高楼、基础设施建设都需要新材料、新技术支撑，我和团队在日本研究的防水涂料技术，刚好能解决工程中的防腐、防水难题。回国后，看到我们的技术成功应用在地铁二号线的隧道防水、金茂大厦的外墙防腐工程中，看着这些标志性建筑一点点建成，那种“为家乡做事”的成就感，比任何荣誉都让人踏实。我始终觉得，知识分子的价值，就是把所学用到实处，为国家的发展出一份力。
问：您多次提到老宅，它对您而言，仅仅是一处房产吗？
张政权：绝对不只是房产。那栋房子在浦东川沙赵行村，是我父亲亲手盖的，我在那里出生、长大，院子里的老槐树、门口的石板路，都记着一家人的生活点滴——小时候父亲在灯下教我读书，长大后每次出差回来，母亲总会在门口等我……这些都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父亲生前常跟我说，“不管走多远，根不能丢”，老宅就是我的“根”。后来我工作再忙，每个月都会回去看看，哪怕只是在院子里坐一会儿，心里也觉得安稳。所以当初听说要拆迁时，我是配合的，但没想到最后会以这样的方式失去它。
问：2012年的拆迁事件，具体是怎样的情况？
张政权：2012年10月，我签了《上海市征用集体所有制土地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当时想着“政府工程，肯定会依法依规来”。可没过多久，来拆房子的公司却让我起了疑心——他们既拿不出正规的动迁资质证明，连登记的公司地址都是假的。拆房那天，还有几个身份不明的人在场，态度很粗暴，根本不给我沟通的机会。房子被拆后，我去找拆迁公司要说法，对方却消失了；找相关部门协调安置问题，也一直没有明确答复。直到现在，我不仅没拿到应有的补偿，连一个合理的解释都没有。
问：这十年间，您为了维权做了哪些努力？这件事对您的科研工作有影响吗？
张政权：这十年，我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维权上。一开始，我一次次去川沙新镇政府反映情况，希望能通过沟通解决问题，可每次要么被“再等等”“会研究”敷衍，要么就是直接被拒之门外。后来我走法律途径，向法院提出质疑——拆迁公司的资质是否合法？镇政府与土地储备中心签订的拆迁合同是否履行了公开透明程序？法院曾经组织过调解，双方也达成了初步意见，但最后却没有落实。现在，法院已经不再受理我的相关案件了。
对科研的影响太大了。以前我每天都会泡在实验室里，周末也会用来写论文、查资料，这些年发表的《用于桥梁钢结构长效防腐蚀的伪合金体系》《锌铝伪合金涂层系统应用于大型钢结构施工关键点的质量控制》等论文，都是那时候积累的成果。可现在，我根本静不下心来做研究——一会儿要整理维权材料，一会儿要跑相关部门，脑子里全是拆迁的事。我的公司虽然被评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手里还有几项待转化的技术，但因为精力不够，很多科研项目都搁置了，这是我最遗憾的事。
问：在这段艰难的经历中，有没有让您感到温暖、重拾信心的事？
张政权：有的，而且很多。早些年我创办企业、推进科研项目时，上海市科委、外办给了我很多支持——比如东海大桥项目立项时，他们帮我对接科研资源；我的技术要推广时，他们帮我联系工程单位。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研究所、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的专家们，也经常和我一起探讨技术难题，甚至无偿提供实验数据。这些事我一直记在心里，它让我相信，上海是一座有温度、讲秩序的城市，大多数人都是在真心实意为城市发展做事。也正是这些温暖，让我没有对这座城市失去信心。
问：很多人遇到这样的困境可能会选择放弃，您为什么一直坚持？
张政权：（苦笑了一下）可能是搞科研养成的“较真”性格吧。做实验的时候，一个数据不对，我会反复验证几十次，直到找到问题所在；现在遇到这件事，我也想“较真”——不是为了多要一份补偿，而是觉得“事情不该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守法公民，也相信法律和制度会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可现在我的房子被违法拆除，维权之路却走得这么难。如果连我这样的技术人员都只能妥协，那更多普通老百姓遇到类似问题，该怎么办？我坚持的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一个合理的说法”，一个对“公平正义”的交代。
问：您觉得您的经历，反映了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张政权：我个人的遭遇可能是个例，但背后反映的问题值得深思。比如，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如何平衡“发展需求”与“公民权益”？政府部门在推进工程项目时，如何确保程序公开透明，避免“违规操作”？还有，当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如何让维权渠道更畅通，而不是让矛盾越拖越久？这些问题不解决，不仅会伤害群众的感情，还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我一直说，上海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它的伟大不仅在于高楼大厦和先进技术，更在于对每一个建设者的尊重，对每一份合法权益的守护。
问：您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张政权：第一个心愿，是希望我的拆迁问题能得到妥善解决，能有一个安稳的家，让我能重新静下心来做科研——我手里还有几项关于桥梁防腐的技术，想尽快转化应用，为上海的交通建设再做些贡献。第二个心愿，是希望我的经历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完善相关制度，让和我有类似遭遇的人，不用再走这么难的维权路。我始终相信，这座我为之奋斗的城市，最终会给我一个公平的结果。
结语
两个多小时的对话中，张政权先生始终保持着克制与理性，即便谈到老宅被拆、维权受阻的经历，也没有激烈的抱怨，只有偶尔停顿间流露出的惋惜——惋惜十年时光被维权占据，惋惜科研项目被迫搁置，更惋惜“为家乡做事”的初心，竟遭遇这样的困境。
他的故事，本质上是一位温文尔雅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家国情怀”与“现实困境”之间的坚守：他以技术报国的赤诚，为上海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又以科研人特有的执着，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不懈努力。而化解此类矛盾，“枫桥经验”或许能提供重要思路——坚持“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若在拆迁之初，基层组织便能主动搭建沟通平台，核实拆迁公司资质、公开合同程序，及时回应张政权的疑问；若在维权过程中，相关部门能积极介入调解，而非推诿敷衍，或许这场长达十年的困境便能避免。
“枫桥经验”的核心，是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对于张政权这样为城市发展作出贡献的科学家，更应让他感受到“付出有回报、权益有保障”。我们期待，张政权先生早日拿到他想要的“说法”，重新回到他热爱的科研领域；更期待每一位为城市建设奉献的人，都能被温柔以待，让“公平与温暖”，成为城市发展最坚实的底色。
（供稿人：张政权，1731738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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