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我们
城市规划与公共卫生防疫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18-19世纪，英国城市无序发展带来疟疾、霍乱等传染性疾病的流行，空前的公共卫生问题推动了现代意义上公共卫生与城市规划的诞生，开启了两者的首次跨学科合作。
时至今日，我们正在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同样为各级政府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响应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结合此次疫情，凤凰网房产连线第一太平戴维斯成都项目及开发顾问部董事李绅、上海东方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分院院长邱强、北京达实德润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文敏等三位专家，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对成都城市规划做一个解读。
本期分享内容为第一太平戴维斯成都项目及开发顾问部董事李绅先生对于公共卫生及城市规划的观点及建议。
Q：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如何应对公共健康管理的目标和需求？
李绅：公共空间的规划首先要注重以人为本的理念，从实际需求出发，提倡更加科学、绿色、环保的方式。常规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分为室内空间和室外空间两类。室外空间，未来在应对疫情和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时，要更注重公共空间相对有独立开敞空间的打造。比如，对于成都在提的公园城市，街心公园、绿道，我们就要充分结合居住功能区、产业单元以及不同区域的人口密度、影响等因素去考量室外空间的布局，同时还要考虑为人服务的步行尺度的影响；室内公共空间中，在考虑安保消防问题之外，还要着重考虑公共卫生、健康防疫方面的问题，如日常的清洁、消毒工作及在季节性流感时期的卫生防疫、消毒工作，同时应考虑储备相应的医疗物资资源，保证对突发事件的响应性。
Q：怎样的城市规划或者如何规划，才能有效地治理“大城市病”？
李绅：大城市病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人口、产业和城市环境之间发展不均衡导致的。空间分布方面，核心区人口密度过高，比较优质的城市服务及资源分布在主城区，而其他区域则没能快速实现人口与城市环境的同步提升。在发展趋势上，商业环境提升相对较快，而一些服务配套，比如教育、医疗等却发展相对缓慢和滞后。
按照目前城市群的发展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区域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的虹吸效应越来越大。首先是公共交通，要考虑让各种交通渠道像血管一样，将新鲜“血液“输送到城市发展的外围区域，重塑整个城市的经济，包括人口、产业、商业环境的重新分布。其次，成都去年一直在提的产业功能区其实没有单独考虑产业的发展，而是强调了人、城、产互动的逻辑。第三，此次疫情发生，可以看到城市医疗网点规划存在一定的漏洞和隐患。考虑到城市不同的功能组团，未来如何更加科学地设置医疗网点，这将是在规划层面，尤其是应对大城市病比较好的举措。最后，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宜养健康的发展更多提到的是养老、养生等产业，实际上，只设立公共服务卫生中心、一类二类医疗物资储备中心是不够的。举个例子，在这次疫情当中，我们很难买到口罩。因为，在人口密集活动区域，除了药店，没有相对集中规模的医疗物资储备中心。同时，一些医疗物资有保质期，但在这次疫情中，可能有些医疗物资设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已经超出了使用期限。所以，未来在城市远期的规划发展上，兼具医、教、研、发及仓储物流功能的公共服务卫生中心打造应该是我们在规划层面重点考虑的问题。
Q：公园城市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没有模式可参照、没有先例可遵循，成都是如何去做的？有没有正在建或已建成的案例？
李绅：首先在开发线的层面，我们不希望公园对于城市是一个割裂的板块，而是希望以“公园+”的概念融合更多的元素，体现在公园当中。其中有几个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公园在接待不同区域的客群时，要考虑对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的特殊照顾；第二，要在公园的场景中去实现更多商业价值的开发，考虑跟更多的消费场景融合，结合成都本地的文化，其实可以在不同的公共空间中进行一些特殊空间的营造；第三，成都正在引领建设“三城三都”示范城市，不同板块的公园完全可以作为文创、体育、音乐，包括赛事活动的承载载体，比如目前做得比较好的案例就有锦江生态带、环城生态带。
其次在运营层面，未来，公园的管理、运营等各种成本，其实对财政资金会产生一定压力。通过“公园+”手段，其实是希望公园本身能够达到自产自足的状态。虽然我们不是把它当做商业地块去追求商业价值最大化，但却希望通过各种产业的规划能够达到支出和收入相抵。
Q：成都近两年在大力推进建设链接全球、外快内畅的国际枢纽城市，其内核支撑是什么？
李绅：对于内核支撑，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地域问题。古人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交通一直是制约西部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天府机场的建设，包括双流机场的临港改造以及北站、南站的改造和东站的建设，均展示出成都在对外交通联系上的不断加强，这也是成都吸纳外来人口的重要条件。目前，成都市规划人口1600万，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2300万的基数，700万人口流入也对整个城市的软实力打造要求非常高。公园城市的建设开发，其实是给到成都更好的一张城市名片，所以未来交通对于成都的建设确实非常重要。
Q：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继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之后的第4个国家经济战略增长极，将会带来交通大发展、人口新聚集等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成都在其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城市规划方面又有哪些布局？
李绅：城市群的发展，双方应该是合作的关系，而不是竞争的关系。我前十年工作经验是在北京，发现北京、天津之间，北京的虹吸效应非常强。对于成都和重庆，两个城市在经济圈中的城市职能和城市站位，应该先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整个产业层面形成差异化，错位、协同的发展，而不是同质化的竞争。成都“东进”的策略其实就是在迎合成渝经济走廊，跟重庆接轨，比如龙泉汽车产业未来在汽车后市场的布局与产业营造。所以，在这个经济走廊当中一些城市是享受到了成渝两个城市产业外溢的发展机会的。
成都在成渝双城经济区中的角色，对于四川省省域经济的带动，从大都市圈的概念来讲，就是如何做到中心城市发展一体化带动周边城市协同发展。成都已经开始起步并且做得不错，比如成德一体化、成眉一体化。具体实施的策略，首先是高铁经济，近两年成都高铁建设非常快，比如带动川西旅游业的发展，打通成自泸的互动关系；其次是产业功能区的研究，据不完全统计，沿着成都二绕一圈，依次排开有不少于20个新城，每个新城有不同的产业定位，可以带动二圈层到三圈层的快速发展，未来跟重庆之间，尤其在东部会有更多的合作；第三，在城市的运营和城市营销方面，“三城三都”的建设、“八街九坊十巷”的应用，成都的核心竞争力的营造，对于城市在文化、旅游、历史这些品牌的发扬是成都未来在主城区更应该注重的点；最后是楼宇经济，成都目前新建一批高档有质量的产业载体，也是为了未来更有效吸引500强企业落户成都去达到优质产业基础情况。而主城区的老旧物业改造，一方面对这个末端产业会进行淘汰，将这些产业外溢到周边城市，另一方面传统老旧的物业功能完全可以在城市核心区通过其他手段进行有机改造。
Q：请解读成都城市发展战略的“十字方针“下的区域差异化发展策略？
李绅：“十字方针”从名词阐述上即可知发展一定有取舍，成都之前发展脉络一直向南，经过10余年发展，城市南部发展基础更好，像金融城、大源、软件园等板块已发展非常醇熟，天府新区经历了发展启动期，现已进入快速发展期。东进与南拓需要做好区域间横向联动，做出产业差异化，希望未来尽快清晰地梳理出两个区域的名片。西控更多的是发展文化创意、文化康养两大方向的产业，同时包括都市休闲、农业，我理解西控驱动未来，更多会打造成成都人本身的休闲娱乐之地。北改，希望未来在政企包括资本之间的合作模式上能够探讨出更为行之有效的方案，能够加快北部区域的改造，黏合北部几个区域之间的真空带。
